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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祥，哲学博士，伟德国际1946bv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本文完整全文载于《齐鲁学刊》2021年第1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后福特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工业社会生产组织的一种新模式，促使社会发展呈现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特征，其解构宏大叙事、理论范式“微化”、生活观念变焦的文化转向影响和激发了当代文化的新变化。为应对西方当代文化挑战，担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构建使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责无旁贷。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何实现研究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的协调统一？如何承继向来重视对宏大叙事的经验传统，同时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和理论发展的未来追求，重视对生活、个体、人性、心理等微小但却重要的问题关注，即如何实现“宏大叙事”与“伦理关怀”的融契，从而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现实的深沉观照？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
一、“后福特主义”文化特征与现实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境况
福特主义（Fordism）和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作为20世纪工业社会生产组织变化的两个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理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福特主义一词最早由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用以描述和概括美国式的大工业化生产模式，即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标准化、批量生产、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为基本特征。福特主义阶段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执迷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性伦理逻辑的强化。继“福特主义”之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则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随着新兴、小型、灵活、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以及生产消费的全球性关系出现，为适应日益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变动不居的样态，原来的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的社会结构特征也逐渐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后福特主义”的转向影响和激发了西方当代文化特征的新变化：
其一，文化理念转向——解构“宏大叙事”。福特主义的文化理念主要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推崇，使得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化逻辑倾向于总体性伦理，对集体、公共和秩序的价值情有独钟，并以强调和追求“大”的理念、“大”的实践、“大”的利益、“大”的结构等为表征。而后福特主义与之不同，解构主义大有流行之趋势。当代法国解构主义的旗手利奥塔认为，任何系统都不存在指导性和控制性的根基性结构，话语永远不能被完全掌控，更难以实现话语的统一性，总体化和终极化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控制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臣服于社会和政治规训之下的“罪魁祸首”，因而主张发动一场针对压抑性宏大叙事的“解构”式的抵抗运动。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基于这样的判断：宏大叙事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具有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强大政治功能；宏大叙事的总体性和普遍性特征构成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对立，威胁和排斥“个人叙事”或“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由于将人类历史视作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的连贯性过程，因而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解构主义以拯救个体性为旗帜，要求彻底的个人生活，鄙视整体主义，反对所有宏大叙事。后福特主义的文化价值理路极尽对宏大叙事的文化格调和理念的颠覆，在文化理念上重视细微而不是宏大、重视差异而不是秩序、重视多样而不是统一、重视非主流而不是主流、重视价值判断的境遇性而不是公共价值的规范性、重视个体选择性而不是集体一致性等。如此，“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丧失的纠错过程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撕裂社会共识也破坏着整体和谐，其极端化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整体主义的危害。宏大叙事并不是对整体主义的执迷，它坚守的只是整体性，并且这种坚守建立在对“整体为个体而存在”。
其二，理论范式“微化”——主体“袪魅”与工具“微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变迁总是会导致这个时代文化理论范式的变化，并依托变化的理论范式而得到注解和阐释。“后福特主义”理论范式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微化”。所谓“微化”，并非仅仅局限于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平台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意识行为的变化，其表面特征就是微博、微电影、微小说、微广告、微管理、微投资等等为标识的“微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深层次地，还表明后福特主义的文化逻辑对我们所处社会的深远影响，即社会结构方式与实践方式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具体而言，理论范式“微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宏大主体的袪魅。以往的理论宣扬关注的是“大写的我”，注重“英雄”、塑造“榜样”、弘扬“崇高”、赞扬“美德”，主体往往是高高在上或矗立伟岸的。与此不同的是，后福特主义阶段对宏大主体的袪魅就是剥离了主体“高大上”的特征，而转向对个人情感、私人话题的发掘和渲染，这种注重主体“自我表达”、甚至“身体感觉”的倾向就是“微主体化”。“小人物”“屌丝”“无名之辈”等“小写的我”成为备受当下理论媒体关注的主体对象。二是言说或传播工具的“微化”。微博、B站、APP等自媒体的兴盛，不仅成为我们日常的交往工具，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已经不是偏远的角落，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尤其“社会性媒体”在Web2.0时代的快速崛起，一种“蒲公英式”的多点人际传播架构取代了由一到多的大众传播方式，媒介的话语表达和传播理念已经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快速变化，“微传播”的方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或暂弃的一部分。
其三，生活观念变焦——生活空间“原子化”与生活事件“敏感化”。文化理念和理论范式的微化，正侵入生活并重建生活观念，其突出特征：一是生活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显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连贯性，从整体主义导致个体性空间的“原子化”。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绳结”，每一个个体处于联系的网络中，但是在后福特主义阶段，以个体为中心的生活单元可以随意搭建，个人乐于建造自己生活的“完整世界”或“独立宇宙”，并沉迷于孤立化、原子化的生存状态，由此展现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由于人与人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割裂，而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却在不断搭建和扩展，造成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很大程度上相互疏离，也使得整体性和公共性的社会生活不断被“碎片化”。二是对“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增强。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任何一个事件、人物、话题，甚至一张照片、一句评论，都有可能经过媒体传播和渲染引发不同程度的关注，并有可能持续发酵，成为公共生活的热点问题。我们对社会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在增强，虽然生活空间被一定程度的“原子化”，但生活关注和生活热情却因为有了独特的传播媒介可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对现实生活产生迅速和充分的影响。
在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转化中，文化发展的内容主题、时代特征、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侵扰和挤压文化交往的时空场域，不可避免地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造成一系列影响，并带来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文化的“后福特主义”特征浸润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现实基础，使得作为中国主流伦理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面临两难的境况，这种新境况毋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新挑战。
一是公共价值要求的普遍性与个体价值选择的私人化之间相互悖离。就人类的“类存在”而言，无疑需要一种普遍性和整体性的公共价值，作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理据和导向。但是，“后福特主义”特征的现代社会生活，明显地疏离了公共价值而倾向于个体价值的彰扬。吊诡的是，个体价值或价值的私人化作为现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征，本应该使价值行为者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权威的约束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并使个人更接近或达致主体价值、功利获取、生活美好；事实却是，由于对公共价值的疏离，个体价值陷入了无根化和离散化。正如麦金泰尔所示的：“价值行为者从传统价值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价值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现实已然显示：个体价值的彰扬没有带来价值的自由，反而使个体陷入铺天盖地的狭隘功利化，价值成为追求和占有财富的能力，成为维护个体权利和生活意愿的理性工具。所幸的是，“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主题使公共价值和个体价值发生联结和达成契合成为可能。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永恒追求，也是一切时代伦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并在美好生活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共同向往的今天，规定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质、价值目标、实践方向和范式创新。
二是弘扬时代主题的要求与伦理学研究“微化”倾向之间相互错位。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道德实践和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伦理学新形态。由于其阶级属性的血统特征和新中国7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特征所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脉搏相律动，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重大主题转换中不断推进。因此，追求宏大叙事、集体印象、整体取向和总体修辞，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传统性特征和学科发展的标识性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性转型影响并催化了学术范式的“后福特主义”变化，即伦理学研究的“微化”倾向，存在“视阈窄化、理论碎片化、价值导向世俗化”的问题，主张放弃“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视阈狭窄必然会导致对现实观照的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热情和关注度不高；现实性与学术性背离就会导致理论碎片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现实生命力就会被禁锢，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理解上的隔膜感和对中国社会现实认识上的疏离感；字眼生僻、概念抽象、语言晦涩、文体生硬的倾向，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社会生活、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问题的价值表达，造成了价值向度和现实向度一定程度的分离。
三是话语表达的价值性承诺与“话题作品”的浅薄性戏谑之间的裂缝拉大。伦理学的意旨在于为人的生活和实践活动作出价值指示，即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估价值、选择和追求价值、生产和创造价值、实现和消费价值，从此意义而言，伦理学当之无愧地是一门社会价值科学。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探究人类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求的价值导向系统，毫无疑问，其话语表达的价值性承诺就是为人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提供价值引导和精神支持。就社会生活而言，其话语表达通过“善恶”的评价承载着一种“制度性价值”，指引人们哪种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积极的价值影响；对于个人行为而言，其话语表达通过人生意义的引导承载着一种“个体性价值”，给予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使之形成高尚的道德行为、崇高的道德品质、完善的道德人格。但是，在后福特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话语表达的价值说服力遭遇到了尴尬。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方式、价值目标、道德取向的困惑和问题层出不穷，原有伦理学理论难以作出及时有效和令人信服的解答，以至于，伦理学“被诽谤或嘲弄为一种典型的、现在已被打碎的、注定要成为历史垃圾的现代束缚，这种束缚曾经被认为是必需的，而现在被明确地认为是多余的，也可以表达为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后现代的人们没有它也能生活的很好”。问题的严重性警示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果丧失对现代性问题发问、解答的权力，将会使自身陷入学术和现实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文化理论的精湛之作，远远不如“话题作品”有热度、受欢迎。“奇葩说”“吐槽大会”等话题作品被追捧，“二次元”“三次元”“萌娘”等萌文化被关注，“腐女”“毒男”“废柴”等腐文化被宣扬，这些话题作品引领潮流、引发共鸣，当然也根据网民需求速生速死。后福特主义的“微时代”特征似乎对主流价值宣扬不感兴趣，对“恢弘”“昂扬”“壮美”“深沉”为美学风格和价值主题的作品不以为然，话语表达的价值性承诺被冷淡，而“话题作品”的浅薄性戏谑被追逐，二者之间的裂缝实质上恰恰反映了民众强烈的伦理价值焦虑。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境况的变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其叙事主题和叙事方法，这种思考不是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伦理反思，也不是对“后福特主义”话语传播方式的道德评判，而旨在坚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主题和推进叙事方法的革新。
二、美好生活、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的时代交响：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主题
美好生活是人类文明隽永的目标，也是伦理之树万古长青的奥秘所在。美好生活的伦理蕴涵表明，和谐人伦、构筑良善共同体、满足“互予性需要”，是每一个时代伦理学的责任。在美德伦理思想滥觞之地的古希腊，“德性本位的美好生活”不仅是一种伦理信念，也是一种伦理实践方式。美好生活既是通过对超验神圣世界的沉思而获得的神性规约的自足生活状态，即“幸福在于自主自足之中”；更重要的是，美好生活还是受共同体规范所规约的“德性”生活，“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纵览整个伦理思想史，无论从以强调个人幸福或人的至善为特点的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伦理思想传统；还是以“仁”为核心、“重在道心与德心的统一”、重视个人品德修养，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思想传统；抑或是以探讨人生意义和人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并贯彻着宗教诫律的古代埃及和印度的伦理思想，美好生活的理想一直在伦理学发展中熠熠生辉。
美好生活是“个体性需要满足”与“互予性需要满足”双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将“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作为自己的伦理使命，不仅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实现“个体性需要满足”，也期待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以获得“互予性需要满足”。在后福特主义的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仅要发挥“教化伦理”的指导功能，还要发挥“生活伦理”的生成功能，以体恤人性需求和切近现实问题的方式，将伦理学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等要素注入时代的清泉，混合凝结成民众关心的“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意义问题。概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提升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道德能力。
如果说“美好生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个体性维度”的叙事主题，那么“家国情怀”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共同体维度”的叙事主题，而“美好生活”只有在“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得到制度的保障，“社会主义共同体”也只有在“美好生活”的充分实现中展现其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全国人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主题，开始对社会主义伦理共同体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实践。今天，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每一个成员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公平公正、社会每一个成员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因此，将“美好生活”的价值目标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体建设的“家国情怀”，正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社会价值要求。再者，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立、学术发展和话语体系都是以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共同体稳定性、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的，这无疑契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对立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家国情怀”为“宏大叙事”主题的特征根植于社会存在的需要，既是历史的生成也是现实建构。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主题的“地方性方案”，那么，把家国情怀放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类视域”中，体现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理想的“世界性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理想的时代表达，其根本宗旨和神圣使命依然是改变世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种判断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伦理旨趣，即探寻人类的公共价值，二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的公共价值需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路而创立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的顾盼中展开社会伦理共同体建造，也就是说，马克思为探寻人类的公共价值提供了一种“世界性方案”。马克思以“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特征的把握，呈现了自然性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对共同体的逻辑与现实地探寻，就是对切适人类发展的公共价值的追求。从此意义而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之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最高利益诉求，旨在以先进、科学的理念和彻底的革命行动改变不合理现实的马克思新哲学，其突出的内在性特质和独特的价值主张，就是公共性，马克思哲学所确认的价值就是公共价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伦理意旨就是探寻和实现普适性的公共价值。如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历史使命愈加清晰：“真正共同体”不仅把人的生存、发展、完善作为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最高主旨，也将人类命运置于伦理共同体的建造中，敞开了人类终极关怀的现实道路，激励着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伦理共同体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建构一种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全球价值观。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建构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逐步获得国际共识。只有当“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廓清之后，如何建立全球价值观的“怎么样”的问题就显得迫在眉睫，而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有可能为世界发展作出理论贡献的实践场域。立足全球性的方案，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历史方法”及其在资本主义批判、社会结构转型分析的层面上加以定义的社会批判模式，必将为应对全球性社会风险提供伦理路径。
“美好生活”“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叙事主题的时代交响，正是要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风格在于其独特的实践性品格，当前，反映中国独特的国情、立足于中国独特道德环境的“美好生活”实践，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思辨，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伦理实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特色旨在强化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传承，以先进的伦理价值观念凝聚当代中国的道德共识，以现代道德思维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伦理反思，以中国道德话语表达新时期“家国情怀”的伦理诉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气派就是要着眼于中国乃至世界重大问题，以“命运共同体”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对世界发展给予价值关切，展现中国作为大国的伦理责任担当。正是因为，美好生活的理想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切入现实生活的能力，家国情怀的眷顾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示社会主义未来的家园感，人类关怀体现的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担负人类“总体性”责任的时代感；那么，后福特主义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发展必定是一个重返主流叙事、重返宏大理论的新的“远征”。
三、话语实践与话语权力的价值建造：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方法
既然叙事主题已然明晰，在“美好生活”“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的叙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批判理论的叙事方法就必须在社会动态中通过话语实践寻求规范性原则，既立足于“地方性”立场又立足于“世界性”立场进行话语权力的价值建造。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发展的“地方性立场”而言，不仅要以话语实践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还要以问题意识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不断丰富；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世界性立场”而言，不仅要以话语权塑造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的影响力，还要尽可能地为全球化转型提供可行的价值选择策略。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旨在“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最大功用就是指导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上是实践方法论，而社会理论批判是其实践方法论的灵魂，批判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路向，必定是直面社会生活、直面生存现实、直面交往实践、直面人之更好未来，以话语实践为手段促进伦理话语共识的形成和伦理价值观的共契。话语实践的旨归在于“不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在生活中建构话语、以话语阐释现实、以话语指示生活，是话语实践的三个重要主题。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在生活中建构话语”，就是要积极倡导“生活、实践”的观点，在实践中获取伦理话语素材、丰富伦理话语形式、汲取伦理话语表达智慧。“以话语阐释现实”，其实是为话语体系之目的和功用作出定位，即话语实践不是迷恋形式化的体系建构，也不是醉心于无趣的逻辑演练，更不是踯躅于花哨的语词堆砌，话语实践“指向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既成与生成之间以话语的与时俱进寻求对现实的解释”。“以话语指示生活”，意在凸显话语功能的现实性。现实性既不是对感性、经验、现实的直观理解，也不是观念的抽象，正如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句名言——“现实性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伦理话语的现实性，旨在通过话语建构、话语交往、话语传播、话语影响，为现代社会生活指示价值目标、价值导向和价值选择方法。没有话语实践，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就只能是理论的臆想；没有话语体系，伦理学理论发展和创新就会因为缺少“建筑材料”而成为空谈。通过话语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与西方伦理学理论的对话与互鉴，实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理论关注和理论创新。
（二）化解话语现实难题，校准中国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话语建设方向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特征。“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离开“现实问题”的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只能就变成“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后福特主义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实践和话语权力的价值建造面临着两个不容忽视的困难，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方法革新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何实现对中国传统伦理话语的传承创新和应对西方现代伦理话语的价值解构。新中国成立之后，尚未与中国传统伦理话语实现有机融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话题、术语和言说方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何实现传统伦理的话语思维和言说方式的转换，承担起诠释真理和指导社会的话语权力，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面临的发展难题，这个难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拓展仍然需要持续地关注和解决。此外，西方伦理“话语”的涌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话语权力造成的影响不容轻视。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运动，哲学的主题词由“主体”“意识”“思维”转换成了“逻辑形式”“意义”和“语言”，并最终导致“语言游戏说”，伦理学的话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和流放了。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陶醉于无目的的形式与话语解构之中，他们声称决无真理可言，坚决反对话语具有元语言权力，叙述上故意杂乱无章、极尽晦涩之能事。语言乃是人类所特有的描述实在、表达思想的手段，如果伦理学话语不以“语言意义”为载体、不以“指示生活”为目的，就会被禁锢于一种“语言学唯心主义”，独立和超越于人类经验范式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被完全抛弃了。
二是如何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的价值批判力和引导力面临困难。后福特主义时代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价值相对主义。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价值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甚至“怎样都行”，经验原则作祟的价值相对主义很容易导向价值自由主义、甚至也会堕入价值虚无主义。美国学者宾克莱在反思西方现代社会道德生活危机时，指称这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使人想要找到他能够为之坚定地毫不含糊地献身的终极价值的希望大大破灭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泛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自由主义，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社会批判功能遭到了种种合法性质疑。革命价值的消褪、绝对价值的“祛魅”，加之普遍的功利主义驱使，一些人常常陷入价值选择的茫然，“躲避崇高”“拒绝美德”“渴望堕落”等“去圣化”现象表明了一定程度上价值秩序的混乱。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何提升话语理论和话语实践的价值引导力，匡正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自由主义、增强民众正确的价值选择能力，必然是其责无旁贷的任务。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在化解话语建设难题的基础上，更好地关注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切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表达的历史向度、时代向度和中国向度。
就历史向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表达要深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历史深处以提升伦理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自觉，也就是说，要在伦理发展史、伦理话语进化史、民族伦理思想进步史、社会伦理文化演变史的交织与互动中深度探讨中国伦理话语多元发生、多样重构、多族互动、多向发展的复杂历程，从而把握中国伦理话语产生与发展的逻辑演进、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当代美国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对话语历史传统的重视给予我们借鉴的启示。他指出，造成现代道德及其话语或语言混乱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代道德超脱历史和文化传统语境而执迷于所谓的普世化的伦理规范，甚至是观念同质或话语同调。如何摆脱现代道德的理论困境？他认为有必要到历史传统中寻找资源，“现代道德话语和实践只能被理解为来自古老过去的破碎了的残存之物，并且在这一点被很好理解之前，它们给现代道德理论家所造成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将始终不可解决”。鉴他山之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就时代向度而言，伦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又要关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勇于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哲学是以语言为武器，同我们理智上的迷惑之间的战斗。”“当语言象一架空转的发动机而不是在做功时，侵扰我们的混乱便出现了。”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同样地，“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放弃对时代问题的言说权力，更不能“缺席”或“不在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时代的观照，就是要对时代的问题给予批判和回应，弘扬价值理性，贬抑工具理性，不仅为“宏大叙事”提供价值支撑，也要为“个体幸福”作出价值引导。
就中国向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应当自觉地探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主题并为其提供伦理价值指导和伦理智慧支撑。当前，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向前，这些宏大叙事主题，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价值思维和伦理道德支撑，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对此进行语义阐释、语言论证和话语指示。
（三）塑造话语权，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影响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任务，就是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既承续传统又观照现实，以话语权塑造提升中国伦理价值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是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话语建构、表达和传播的有机系统，缺乏价值内核的话语只能是一些语言碎片。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不仅仅是语言的功能与作用的体现，更主要的是话语身份主体表达思想的能力。就结构形式而言，伦理话语价值影响力包括话语传播力、话语认同力和话语引领力，它们在影响力结构体系的地位和作用各有不同。伦理话语的价值影响力以增强传播力为直接表现形式。传播力由话语传播主体功能、话语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的针对性等多个因素组成。从话语主体而言，要加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对中国伦理价值作正面、正确、适宜的宣传和推广；从传播渠道而言，打造立体外交传播渠道，扩宽教育文化交往渠道，开辟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相结合的传媒传播渠道，形成多元立体、协同交错、互为补充的传播局面；从话语受众而言，政府官员、商界精英、知识群体、普通民众都负有伦理话语传播的责任，以针对性地实现话语受众有效接受、认同和赞赏。
伦理话语的价值影响力以提升认同力为内在动力，即在适应性、及时性和针对性的伦理话语传播形成的一种同意和认可。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所包含的符号、概念、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要素以“非强迫”方式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支持和赞同。因此，打造伦理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范式、新方法以提升国际认可，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伦理话语的价值影响力以实现引领力为最终目的。中国伦理话语体系的引领力是基于传播力和认同力而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吸引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带领力。就世界向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关注国际伦理问题，对世界发展给予价值关切，展现大国的伦理责任担当，这就需要以中国伦理话语的“世界表达”、伦理话语体系的“世界关切”、伦理话语对全球化衍生的道德生活新样态提供“合法性支撑”等方式，提升中国伦理话语在国际舞台上“议题设置能力”和“对话主导能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以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成功的伦理话语实践。在全球化日益复杂化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话语体系建设更要以向世界传播中国道德智慧、中国伦理情怀、中国道路价值为重任，努力提升中国伦理话语权，逐渐提升伦理价值引领力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四）增强世界观照，为全球化提供可行的价值选择和实践策略
“区域性视角将不足以阐明统治、非正义与异化的社会原因，也不足以提出全球化转型的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不能囿于“地方性立场”和“区域性视角”，而应该放眼世界发展，为全球化转型提供可行的价值选择策略和价值实践策略——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我们如何更好地“与他者共在”？
1.价值选择策略：全球风险观照下的责任伦理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时代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全球社会风险时代提供一种以责任伦理建构为内容的价值选择策略。所谓责任伦理，就是以“他者”为重、关注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生活的“境遇性”为特征的一种伦理模式。基于全球风险的观照，责任伦理的建构势必成为全球化转型中唯一可行的价值选择策略。在全球化进程中，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金融危机、种族问题、政治事件、恐怖主义、核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等困扰人类，难以预测的“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层出不穷。正如吉登斯指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学会如何更好地“与他者共在”，这是唯一可行的价值选择策略。“他者”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他人”“他物”“他族”“他国”等都是其中的内涵。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指出：“在这个以划时代性的方式改变着的世界形势中，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全球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扩展到整个生物、地质、水和大气的领域：它是一个对围绕着我们的世界、环境和子孙后代的责任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与他者共在”是一种责任状态，具有对称性和互惠性，其中包蕴着和平相处、和谐成长的共同的伦理期待。
2.价值实践策略：基于价值共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时代发展还必须将应对全球社会风险价值选择策略落实为价值实践策略，即积极倡议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行动。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致力于凝聚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共识。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旨归。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这些价值理念，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叙事的“主题价值”，促使我们乃至整个人类反思应当如何生活，进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致力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基本的行动原则。这个行动原则包括主体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旨在尊崇人类主体，激发人类命运的集体共情和价值认同；发展性原则旨在融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致力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协同行动。伦理价值意识必须落实为伦理行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风险事件的“黑天鹅”完全有可能演变成为重大突发事件的“灰犀牛”，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基于价值共契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哲学百花园中的一支艳丽仙葩，要想在新时代焕发艳丽的芬芳，必须适应新时代需要，创新自己的叙事方式。显然，作为一种应对“后福特主义”文化特征的话语表达策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叙事方式，必定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造，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的有效对接，既彰显民族关怀和美好生活观照，又彰显世界关怀和全球视野，进而提升其价值引导力和价值影响力，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时代使命。